依靠技术进步还是增加投资

　　工业化道路有新旧之分

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三个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

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基本内容，是用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手工劳动。这就要求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以较之轻工业更快的速度增长。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依靠大量投资发展重化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

马克思首先发现了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病。他在《资本论》中指出，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提高，这种方式的工业化一定会产生两个必然结果，其一是“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其二是“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

然而，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并没有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长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其中的缘由。索洛指出，如果增长仅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那么，随着资本总量增加，必然发生资本收益递减，在资本收益递减而投资率不可能无限提高的情况下，增长率就应当持续下降。可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索洛认为，在生产函数中，还有一个投资所不能解释的“余量”。他把这个“余量”命名为“技术进步”。

诺奖经济学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也以翔实材料证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主要并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的。此后，许多经济学家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甚至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与系统本身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密切联系的内生变量。

工业化后期

　　提高效率主要源泉在哪里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大体上有三个。

第一，是所谓“基于以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在此之前，技术进步主要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源源不断产生并且得到广泛运用，技术进步加速进行。

第二，是服务业在19和20世纪之交后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在工业化后期的英国和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主导产业，并不像霍夫曼预言的那样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世纪制造业的一项革命性变化是它与服务业的一体化。所以有人把后期工业化叫做“服务业－工业化”。

更重要的是，20世纪最后20至30年的经济学突破使我们懂得，总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大。而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对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先进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化成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新来源。后起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具有经济合理性的场合下运用这些技术来提高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总之，在我看来，“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说的“新”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主要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的早期工业化模式而言的。第二重含义的“新”，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指的是信息技术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改变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新”就新在恰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快第一重意义的“新型工业化”。

重“结果”轻“原因”

　　造成我国经济粗放增长

即使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在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方面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在于过多强调获得提高效率的“结果”，而没有着重于改变造成粗放增长的“原因”，即与传统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相配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

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仍然拥有许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称的资源配置权力，如土地批租权力、影响贷款发放的权力等等。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所谓“八大指标，总产值挂帅”的做法，仍然在干部考核、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社会各界对政府官员政绩评定时起作用。

第三，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成的财政收入制度，仍然起着激励各级政府重工业、轻服务以及热衷于发展价高利大的重化工业的作用。

第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鼓励发展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而形成的生产要素低价政策和无偿调拨的体制仍然保留。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成本扭曲和社会稀缺资源的滥用。

在前面讲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我国许多政府官员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发展产值大、收入多的重化工业，于是运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力，推行产业结构“重型化”，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第一，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而在用投资拉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增长导向下，一些政府官员没有把稀缺资源投向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产业，必然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下降。

第二，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者受过较好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对量也不在少数。但在前述制度政策环境和增长模式下，那些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正常发挥。

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和加工业的融合，并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而且整个价值链中，研究、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而中间的加工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现在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安于做粗加工，“卖硬苦力”，有时还要搭上自己的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而把高附加价值和高盈利率的机会让给别人。

第四，造成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例如，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供应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至1.0之间，我国过去40年此一系数的平均值也约为0.8，但是近年来由于大量发展耗能工业，此一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大部分省份仍然严重缺电，甚至连居民生活用电都得不到保证。

第五，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华北平原严重缺水，但大量耗水的重化工企业，不仅导致很严重的水资源紧缺，如果持续下去，还会造成永久性灾难。

第六，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我国人口众多，大部分是农民，除了每年城市新增的劳动力，还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中，而据统计，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部门的三分之一。因而采取以重工业为主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必然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第七，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在近年来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投资热潮中，无论公私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如果投资决策失误或者泡沫破灭，都会使银行坏账大量增加，极易引起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

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走”好

如何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从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里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第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持的粗放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我们应当把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经济当作“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定政策时，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衡量取舍的最终标准。

第二，要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加快技术进步。

第三，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制度还很不完善的国家，发展服务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只能知难而进，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制度环境，使服务业得到充分发展，以便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四，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即通过信息产业的服务提升各行业的效率。在国际上信息产业中硬件与软件和服务的产值比重大致是3∶7，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个比例倒过来了：主要是硬件，其次是软件，信息服务简直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使信息技术成为降低各行各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有力武器，带动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第五，要加快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同时，要矫正由于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最后，要通过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育赶超要先于经济赶超两代人之久。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急起直追。